——读《王绩诗注》小札
 
  王绩,一位奇特的诗人。一生诗作并不算多,内容亦不甚广泛,在当时的诗坛也没有取得主体地位。但他独守一隅,在宫体诗统治诗坛的状况下,置身于朗俊清秀的山水田园之中,自斟自吟哦,上承渊明,下启王孟,在中国文史上书写下了不可忽视的一笔。

  王绩首先是一位隐逸诗人,但他同史上大多数的隐逸诗人一样,并非一开始就抱定要作隐士的信念,而同样是希望能立一番功业的。

  他在晚年回顾平生之作《晚年叙志示翟处士正师》中,开篇就这样写道:“弱龄慕奇调,无事不兼修。望气登重阁,占星上小楼。明经思待诏,学剑觅封侯。弃繻频北上,怀刺几西游。”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弱龄时强烈的求取功名之心。用“弃繻”之典表其心之坚决,“频”字揭其心之急切,以“怀刺”之典暗透其心之高越,“几”字则明白其心之不弃。无奈隋唐易代,风云变幻,世事动荡,有心立业,却世态陡变,纷纷际会。“中年逢丧乱,非复昔追求。”然虽则前心稍改,仍望藏身以伺时机,故“失路青门隐,藏名白社游。风云私所爱,屠博暗为俦。解纷曾霸越,释难颇存周。”藏身期间,与市井豪杰为友,倾心子贡、周最排解纷乱之迹,可见雄心不减,仍慕功名。不过黑暗而纷乱的现实,还是渐渐让他对政治冷了心,而慢慢改了自己的信念,开始转向对人生的思索,从而领悟了人生的短促与变幻。“晚岁聊长想,生涯太若浮。”于是回身归隐,开始了田园山水的闲适幽恬生活。“归来南亩上,更坐北溪头。古岸多磐石,春泉足细流。东隅诚已谢,西景惧难收。无谓退耕近,伏念已经秋。庚桑逢处跪,陶潜见人羞。”王绩在山水田园中找到了自己心灵的皈依,他全身心投入到山水田园的怀抱中,又隐隐为当年的求仕而不安,生恐为了求仕而丧失了享受田园的机会。最后,他因能尽情于田园,托心于山水而满足,而庆幸,长吟“三晨宁举火,五月镇披裘。自有居常乐,谁知身世忧。”其乐无穷。

  通过这首回忆诗,我们可以略窥王绩的思想态度的发展变化。他也和大多数的文人一样,走过“求仕—归隐”这条老路。不同的是,别人的归隐,大多为了能更便捷地“入仕”,所谓“终南捷径”是也。但王绩的归隐,虽说开始仍存了伺机立业之心,却很快地真正醉心于归隐,颇为满足。明白了这些,对于我们理解王绩诗作中思想的根源,很有帮助。

  纵观王绩的诗作,最直观的有以下三大特点。
  首先,从内容方面看,王绩的诗作几乎是清一色的隐逸诗。虽涉及咏物、记叙、游仙、述志、即事等诸多方面,然究其根本,无论是那种题材,其内容,总不脱“隐逸”二字。像前文所引《晚年叙志示翟处士正师》,在题目中业已标明,是首“叙志”诗,然全诗读来,仍然渗透着对村庄田园的向往与喜爱之情。《赠梁公》一诗,乃是写与房玄龄的,以古来众多因位高禄重而遭帝王猜忌的事例规劝房玄龄。而他提出的避祸办法,是“功成皆能退,自古谁灭亡。”如此类赠答规谏之诗,依旧具有“隐逸”之意,由此来看,王绩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隐逸诗人。

  其次,王绩的诗作中大量运用了对偶句。粗粗统计了一下,《王绩诗注》中,对偶句占全篇一半以上的诗,竟然占了整个集子诗作数量的一半以上!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?当时的诗坛,仍为“梁陈宫掖之风”笼罩,尤其与王绩大约同时的上官仪,首创了“上官体”。宫体诗的一大特点,就是讲求对偶,像上官仪就曾总结前人经验,并结合自己的创作实际,提出了“六对”、“八对”之说。而王绩生活在是时,虽说其诗作内容与宫体诗绝不相类,泾渭分明,但一方面,他不可能完全脱离那个时代而存在,诗作也不可能完全不受当时作品的影响,另一方面,宫体诗精研声律对仗,乃是承接中国文学自觉时代而来,是诗对本身“文学性”的自觉追求,指引着进步的方向。故而王绩的诗中有着众多的对偶句,也就不难理解了。

  王绩诗中的对偶句,主要存在于一些较长的诗篇里。因为初读不久,时间不足,未能依声律考究诸诗当属排律抑或多用对仗之古诗。不过据对偶句的数量众多以及押的韵多为平水韵这两点来看,属于排律的可能更大一些。不过,王绩的诗即使属于排律,却依然带着很鲜明的古风色彩,即平淡疏野的风格,不事雕琢,浅显易懂,虽间不免失于粗疏,或拘于用典,却也不失为质朴。王绩诗作“隐逸”的内容与质朴的风格,都与陶渊明十分相象,也难怪史上称其为上承陶潜。

  在继承陶渊明这一点上,王绩的诗作,无论在艺术表现手段的纯熟,还是在诗情意境的浑融方面,较之陶潜,还有颇有差距的。而他与陶渊明的不同,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对偶句的运用上。陶渊明的对偶,是间或用之,且大都是状景之用,如“暧暧远人村,依依墟里烟”、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之类。而王绩的对偶句,一是数量多,二是用处多,写景,叙事,议论,都用对偶,“兰英犹足酿,竹实本无粮。涧竹寒转直,山菊秋自香”(《赠李徵君大寿》)、“行披葛仙经,坐检神农帙。龟蛇采二苓,赤白寻双术”(《采药》)等等是也。整体来看,王绩的功力虽不如陶渊明,但仍然开拓出了一些自己的领域,并没有完全活在陶渊明的窠臼中。

  另外,王绩诗的又一大特点就是爱用典故。用典于诗歌中,本是不可少之手段,不过用典的作用,却与用典的手段与程度有着极为紧密的关系。用得好,典故自然为诗作增色不少,但若用得不好,就会适得其反,损害诗作的魅力。王绩诗歌中用典与其用对偶句一样,数量极为庞大,许多诗将近句句用典。从《王绩诗注》中随手拈出一首,《游仙四首(其一)》:“暂出东陂路,过访北岩前。蔡经新学道,王烈旧成仙。驾鹤来无日,乘龙去几年。三山银作地,八洞玉为天。金精飞欲尽,石髓溜应坚。自悲生世促,无暇待桑田。”全诗除开篇两句直述本事没有用典,末两句共用一典之外,其余八句皆是句句用典,全诗一十二句共用九个典故,蔚为大观。管中窥豹,可见一斑。另外,结合诗的“隐逸”内容,王绩所用典故也是以修仙归隐的事迹为主。这样,王绩用更少的笔墨,更精练的语言,表现了更多的内容。而且通过用典,使诗作更具蕴藉之味。

  针对王绩的用典,有人批评其用典太多,且典多生僻,以致影响了诗的表达。对于这种意见,我颇不以为然。用典本来就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的用典,现在看来生僻的典故,在当时可能就是尽人皆知的;影响现代人对诗意领悟的典故,在当时可能反而有助于读者对诗的理角。而且仔细分析王绩诗中的典故,我们可以发现,虽说他采用的典故比较少见,但依旧是多出于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晋书》等官方正史。由此可见,王绩的用典,大都还是比较稳妥的。不过,王绩过多的用典,确实影响到了今世之人对其诗的理解,这也是个不争的事实。

  上述三大特点,是我在阅读《王绩诗注》过程中最直观,也是体会最多的三点。此外,细细玩味,其实王绩的诗也有一些很有趣的地方。

  比如王绩写诗,除了按照一般的规矩外,偶而也“自制新曲”,亦颇有趣味。比如他的《春桂问答》:“问春桂:桃李正芬华,年光随处满,何事独无花。春桂答:春华讵能久,风霜摇落时,独秀君知不?”借诗以赞美“独秀”的精神,立意不差。而这首诗的主要价值,则在于它的样式。拟春华为人,相为问答,且以一三字句领三句五字句,虽说近古风之体势,然读之节奏,与含蓄意味,却更近长短句之体。令人把玩良久,亦不舍放手。还有《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》:“旅泊多年岁,老去不知回。忽逢门前客,道发故乡来。敛眉俱握手,破涕共衔杯。殷勤访朋旧,屈曲问童孩。衰宗多弟侄,若个赏池台?旧园今在否?新树也应栽?柳行疏密布?茅斋宽窄裁?经移何处竹?别种几株梅?渠当无绝水?石计总生苔?院果谁先熟?林花那后开?羁心只欲问,为报不须猜。行当驱下泽,去剪故园莱。”一见故人,心念故乡,一连发问,十一相接,且用语朴实,活活当时发问言语,而一颗心恋故园的拳拳之心,一腔思念家乡的浓浓之情,跃然纸上,令人感慨。而种以接连的询问构成诗歌内容主体的体式,亦是别出心裁,自有一番风味。

  针对王绩诗作的思想内容,一般都以情调消极,“从庄子学来一套既愤世又混世的人生哲学”(见游国恩主编《中国文学史》卷二)来作评。我倒以为,王绩的作品中并不乏积极的情调。他是热爱生命、热爱生活的,他不愿让自己的心屈抑于当时黑暗而混乱的现实,而去追求一种真美,自然美,这并不能说是消极。尤其在现在这样一个尊重人、重视人,讲究个性解放,寻求个人价值的时代,对于王绩这样不愿让心灵异化,固守真实纯洁本心的行为与选择,我认为,非但不能以“消极”一棍子打死,反倒应该仔细研究,作为中国传统文人心态与选择的重要方面来对待、思考。

  另外,无论是影响袁行霈主编的《中国文学史》,还是骆玉明、章培恒主编的《中国文学史》,都认为王绩的诗虽然在初唐独树一帜,但却没有像“初唐四杰”那样有开一代诗风的力量与影响,并不构成当时诗歌的主流。对于这种说法,我是这样认为的:作为山水田园诗人,作为追求自然闲恬生活的诗人,首先他本身就没有要用诗去改变当时诗坛风气的想法。诗对于王绩来讲,是艺术的享受,是出世的伴侣。而四杰的诗,则是入世的诗,是承载了四杰世俗愿望的诗。甚至可以说,诗对于四杰,首先是作为“工具”而言的。所以,纵使王绩的诗在艺术水准及影响范围两方面都逊于四杰之作,但从出发点上,王绩的诗是真正纯粹的诗,是真正的诗。另外,虽然王绩的诗在当时并没有太广泛地影响到文坛的创作,但是,其后王孟山水田园诗派的兴起,我想,与王绩的诗歌创作是不无关系的。只是具体论及这个问题,由于研究与思索的暂时欠缺,恐怕现在我并不能拿出让人信服的说法。不过,我会努力的。

  无论如何,在隋唐易代的硝烟战鼓中,诗坛却依旧绮丽妩媚。可这绮丽妩媚中,却又终有那么一位诗人,闲适地信步于竹林中,自在地跋涉于山涧上,随意地畅饮于流水畔,毫无顾虑地吟哦,吟哦于生命中的每一刻。

 
 
丙戌五月初二于容膝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