知道许宏，因为微博，因为“二里头”与“夏”的争论，知道了这位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。
不久，许宏就出版了《何以中国》。
近年来，苦于书籍的存放，加之“多看”电子书质量上乘，我已将购书重心倾向多看，纸书尽量不买。但《何以中国》电子版始终没有问世，加之有签名本，干脆就下单购买。一并买了许宏之前的《最早的中国》。
小书不厚，一百四十页，除“解题”、“余论”外，主体由《陶寺的兴衰》、《嵩山的动向》、《新砦的发轫》、《大邑二里头》、《中原与中国》五章构成。五章按照时间顺序，疏理了“前中国时期”，具有重要代表意义的古代遗存，大框架地勾勒出从一点，到多点，到多片，到一片的演进线条。虽然对于各时期之间的更替、继承、交流，学术界并未达到一致的观点，但去精存粗，以跨度观察的话，中原文化由点到面的整体脉络已经基本呈现出来。
具体到每一处遗存的介绍，作者不轻下结论，而是将主要的几种学说都简要地介绍一下，使读者能够较为容易地建立起基本认知。在此之上，作者再对各家说法略作评析，并简述一下自己的看法。众说互见，避免偏颇；讲明己见，突出观点。
贯穿全书的脉络，除了时间先后的兴衰，还有一条暗线：传统考古界乃至历史界对“夏”的执着。从近代反思夏、商以来，有关上古历史究竟是“信史”还是“传说”的争论，就未曾停息过。殷墟的发现，极大地鼓舞了“证实”一派，促使继续力求向上追溯。由此，书中写到，几乎每发现一处遗存，诸多学者就竞相翻箱倒柜，从故纸中找到只言片语，好与遗存对应起来。从而尧也出现了，舜也出现了，鲧也出现了，禹也出现了，“夏”更不在话下了。
针对这一现象，作者毫不容情地指出：但在，在没留下文字，死无对证的情况下，但凡头脑清醒些的学者，都知道“对号入座”贴标签的危险性。说有些研究结论就是在猜谜，属于无从验证的假说，毫不为过。意识到自身研究结论的相对性，本属常识却并非易事，把研究结论当成信仰来坚守的学者也不罕见，尤其在我国。
作者的批评，虽源于考古，但覆盖广泛，在人文社科领域，多有此种弊端。立场先行，情感为主，无视或片面取用事实，围绕结论找证据，猜谜替代论证，逻辑让位抒情，凡此种种，不一而足，实当重视。
总览全书，在叙述和阐释之上，作者始终关注着更高一层的议题——或者说，作者整部书，都在为这个议题筚路蓝缕，为裘集腋，那就是考古在历史研究领域内的话语权的问题。作者在“解题”中提到，自从田野考古开始，其参与古史建构、“证经补史”的情结与研究取向，“基本贯穿了学术史的始终。”田野考古最初，主要作为文字资料的佐证来使用，相对于传世文本处于从属地位。而在超脱了“证经补史”的理念和话语系统后，考古学的地位之无可替代、越发重要，日趋明显。尤其在重构“文献不足征”时期的工作中，更是举足轻重。作者由是说“考古人参与写势所必然”，却也无奈道“但话语系统的转换却并非易事”。《何以中国》是作者为推进这一进程而努力的成果，应该这番心血没有白费。作者为考古学努力争取话说权的态度和付出，也值得我们敬佩。
众说纷纭中，四千年前华夏文明初起的面纱，仍然没有完全揭开。始见于周人记录的“夏”，究竟是周人寄托思绪的幻想，还是口耳相传的往事？二里头及其之前的文化遗存，究竟是怎样发展变迁，又与传说中的“夏”有没有关系？诸多问题，随着考古工作的发展，虽有进展，但离最终的解答还有相当的距离；而随着考古成果的纷纷涌现，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。我们探索的，是先民点亮文明之光的伟大时期；我们希望着，期待着，辛勤的考古工作者，能早日为我们带来伟大的发现，让我们清晰地看清，那中国文明的曙光，究竟如何探出地平线，最终照耀了我们四千年、五千年……
——甲午年六月十四
于北地
另一：对于书的内容，比较赞赏。但“书”本身的质量，就差一些了。字迹虽然干净清晰，但用纸一般，最近天气潮，就发现纸张吸潮气后，变形的幅度不一，切口已经出现里外交错，不复整齐。硬纸板封面外套书皮的装帧也不好，既非精装的硬面，反不如普通的封面平抚，而且硬纸板上印的书名……那风格实在是……找不到形容词啊……
另二：百度APK“涂书笔记”好用至斯！终于有看纸书做电子摘抄的神器了！多年心愿，一朝实现！真希望上古三代的古史构建，也能有心愿得偿的一天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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