知道许宏,因为微博,因为“二里头”与“夏”的争论,知道了这位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。

不久,许宏就出版了《何以中国》。

近年来,苦于书籍的存放,加之“多看”电子书质量上乘,我已将购书重心倾向多看,纸书尽量不买。但《何以中国》电子版始终没有问世,加之有签名本,干脆就下单购买。一并买了许宏之前的《最早的中国》。

小书不厚,一百四十页,除“解题”、“余论”外,主体由《陶寺的兴衰》、《嵩山的动向》、《新砦的发轫》、《大邑二里头》、《中原与中国》五章构成。五章按照时间顺序,疏理了“前中国时期”,具有重要代表意义的古代遗存,大框架地勾勒出从一点,到多点,到多片,到一片的演进线条。虽然对于各时期之间的更替、继承、交流,学术界并未达到一致的观点,但去精存粗,以跨度观察的话,中原文化由点到面的整体脉络已经基本呈现出来。

具体到每一处遗存的介绍,作者不轻下结论,而是将主要的几种学说都简要地介绍一下,使读者能够较为容易地建立起基本认知。在此之上,作者再对各家说法略作评析,并简述一下自己的看法。众说互见,避免偏颇;讲明己见,突出观点。

贯穿全书的脉络,除了时间先后的兴衰,还有一条暗线:传统考古界乃至历史界对“夏”的执着。从近代反思夏、商以来,有关上古历史究竟是“信史”还是“传说”的争论,就未曾停息过。殷墟的发现,极大地鼓舞了“证实”一派,促使继续力求向上追溯。由此,书中写到,几乎每发现一处遗存,诸多学者就竞相翻箱倒柜,从故纸中找到只言片语,好与遗存对应起来。从而尧也出现了,舜也出现了,鲧也出现了,禹也出现了,“夏”更不在话下了。

针对这一现象,作者毫不容情地指出:但在,在没留下文字,死无对证的情况下,但凡头脑清醒些的学者,都知道“对号入座”贴标签的危险性。说有些研究结论就是在猜谜,属于无从验证的假说,毫不为过。意识到自身研究结论的相对性,本属常识却并非易事,把研究结论当成信仰来坚守的学者也不罕见,尤其在我国。

作者的批评,虽源于考古,但覆盖广泛,在人文社科领域,多有此种弊端。立场先行,情感为主,无视或片面取用事实,围绕结论找证据,猜谜替代论证,逻辑让位抒情,凡此种种,不一而足,实当重视。

总览全书,在叙述和阐释之上,作者始终关注着更高一层的议题——或者说,作者整部书,都在为这个议题筚路蓝缕,为裘集腋,那就是考古历史研究领域内的话语权的问题。作者在“解题”中提到,自从田野考古开始,其参与古史建构、“证经补史”的情结与研究取向,“基本贯穿了学术史的始终。”田野考古最初,主要作为文字资料的佐证来使用,相对于传世文本处于从属地位。而在超脱了“证经补史”的理念和话语系统后,考古学的地位之无可替代、越发重要,日趋明显。尤其在重构“文献不足征”时期的工作中,更是举足轻重。作者由是说“考古人参与写势所必然”,却也无奈道“但话语系统的转换却并非易事”。《何以中国》是作者为推进这一进程而努力的成果,应该这番心血没有白费。作者为考古学努力争取话说权的态度和付出,也值得我们敬佩。

众说纷纭中,四千年前华夏文明初起的面纱,仍然没有完全揭开。始见于周人记录的“夏”,究竟是周人寄托思绪的幻想,还是口耳相传的往事?二里头及其之前的文化遗存,究竟是怎样发展变迁,又与传说中的“夏”有没有关系?诸多问题,随着考古工作的发展,虽有进展,但离最终的解答还有相当的距离;而随着考古成果的纷纷涌现,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。我们探索的,是先民点亮文明之光的伟大时期;我们希望着,期待着,辛勤的考古工作者,能早日为我们带来伟大的发现,让我们清晰地看清,那中国文明的曙光,究竟如何探出地平线,最终照耀了我们四千年、五千年……

 ——甲午年六月十四
于北地

另一:对于书的内容,比较赞赏。但“书”本身的质量,就差一些了。字迹虽然干净清晰,但用纸一般,最近天气潮,就发现纸张吸潮气后,变形的幅度不一,切口已经出现里外交错,不复整齐。硬纸板封面外套书皮的装帧也不好,既非精装的硬面,反不如普通的封面平抚,而且硬纸板上印的书名……那风格实在是……找不到形容词啊……

另二:百度APK“涂书笔记”好用至斯!终于有看纸书做电子摘抄的神器了!多年心愿,一朝实现!真希望上古三代的古史构建,也能有心愿得偿的一天!